#### 卞灼寄语新民晚报读者
首映那天，影院里座无虚席。卞灼的亲友团从昆明赶来，占了十几席，阵仗颇大。卞灼笑言，连股东们都来了。毕竟，《翠湖》预算仅200万元，而其中一半是卞灼的自费，其余全靠亲朋的支持。首映当晚，卞灼请客吃上海菜，餐厅豪华至极，一桌1400元，开了四桌。他高兴得像个新郎，仿佛“孩子”终于诞生。于是，他喝多了。
“沪生”，外公的昵称，家人一直这么称呼他。外公，就是《翠湖》中的男主角——谢树文。沪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小时候家里开毛巾厂，生活安稳。但好景不长，厂子倒闭，全家计划逃往香港，却发现昆明有亲戚，于是扎根了那里。外公的上海话说得一口流利，遗憾的是，大家都不会说，只能让他自言自语。
外公临终前的一张照片，照片右侧正是卞灼的母亲。
外公的故事被搬上银幕，谢树文在妻子去世后，陷入深深的孤独。尽管想再恋爱，却遭遇三个女儿的强烈反对。没有追逐黄昏恋的戏码，也没有父女之间的冲突和修补。反倒是外公在家人间的交锋中，成了粘合剂。这些普通的家庭矛盾——外孙找的女友得不到母亲的认可，外孙不得不假装自己考上了名校——影片通过缓慢的叙事，细腻的情感，展现了这些日常的波澜。
电影院里，观众笑着笑着哭了，哭着哭着又笑了。卞灼一家人更是如此。对他们来说，这部影片如同家庭记忆上的百褶裙，原本有条理的褶皱因突如其来的变化而变得凌乱，原本确凿的记忆变得模糊，内心里唯一剩下的，是一股酸涩的爱。这份酸涩源自外公的缺席，但正是这种缺席，让爱变得愈加浓烈，不再有再相逢时的冲突与碰撞。
外公去世后的一天，卞灼的母亲哭着从父亲的房间走出，手里捧着一本名为《欢园》的日记。卞灼曾试图把日记电子化，但外公的字迹模糊不清，他常常需要和家人确认一些内容。人们的记忆往往充满主观性。有些往事，外公觉得十分受伤，家人却早已不记得；而卞灼的青春期与外公的亲密，外公却从未记得过。这才是普通的家庭吧。爱可以弥合分歧，但这些分歧永远不会消失。
卞灼的情感与记忆并非只是单纯的怀旧，他在电影里完全复刻了自己外婆的名字，而外公的大名也只改了一个字。对他来说，这不仅仅是电影人物，仿佛他们一直在身边守护着他。镜头背后，卞灼的眼睛中，映着上海黄梅天的湿润。
“沪生”不仅仅是一个名字，它还有更深的寓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《翠湖》本身便是“沪生”的体现——这座城市赋予了它生长的土壤。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，《翠湖》曾入围创投单元，这次卞灼站上了更大的舞台，得到了来自业界的肯定。一位导演说：“这部电影有着独特的调性。”而另一位也感叹：“一镜头就让我想起了自己家中的故事。”这些评价给予卞灼莫大的信心。
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未来也充满了光明。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回去后，卞灼根据一些反馈对电影进行调整。今年，他重新回到上海国际电影节，带着“沪生”的《翠湖》回到了大银幕。他的眼中，依旧闪烁着那颗真挚的小星星——可以说，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就了《翠湖》。
### 悬浮与着陆
卞灼并非一开始就对电影有着深沉的热情。他坦言自己是个“晚熟的人”。大学时，他在浙江传媒学院学的是文化产业管理，虽然接触了很多领域，但他并不确定这就是自己真正的兴趣。快毕业时，他爱上了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，这本书让他感到浑身充满了躁动与不安。于是，他决定剃了个光头，骑上自行车从杭州回昆明，这本是他的一次心灵之旅。可惜，这次骑行仅持续了四天，就在教导主任的电话轰炸下停止了。
然而，卞灼的叛逆没有停歇。真正毕业后，他和两位朋友从成都骑车到了拉萨，接着又去了尼泊尔。那段时间，卞灼回忆自己坐在小船上，随风漂荡，心情也随之飘渺。也正是在那种摇曳不定的情绪中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：或许该尝试出国看看。
到旧金山艺术大学读研究生时，卞灼本来是进入导演系，但他逐渐发现导演的工作被灯光和摄影等细节拖慢了步伐，便转向了摄影系。这一路上，卞灼的内心始终是悬浮不定的。曾经有次，摄影课要求做短片，大多数同学的作品都偏向炫技，但卞灼却拍了一个简单的场景：一个泰国人穿越城市，走过铁轨，拥抱墙壁。老师的评价截然不同：上午，批评是“这拍的是什么东西？”但下午的另一位导师却惊呼：“太棒了，这部短片可以去参加电影节！”
从这一刻起，卞灼才真正明白，标准到底是什么。他回国后，很快就进入了广告、情景剧的拍摄工作，但始终觉得自己不能只是拍别人的作品，他渴望开始自己的创作。渐渐地，卞灼内心的焦虑也悄然滋生。即使剧本反复修改，依旧得不到任何回应，心底的苦闷愈加深重，焦虑如影随形。
### 着陆
昆明人常说：“没有人会在翠湖投湖。”这话有两层意思。首先，翠湖是一个温暖的地方，每个昆明人都曾在这里拥有自己的美好回忆。其次，翠湖是人工湖，水位低，跳进去顶多淹到膝盖。对于卞灼来说，这个湖，正如他的故乡，是他人生的归宿。在昆明，他找到了自己的着陆点。
2023年初，卞灼回家过春节，结果在滑板时摔伤了腿。医生警告他，需要手术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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